【文8】“過節疲勞”節日文化功能淡化需要價值回歸

2017-03-29   中國青年網

   如今,伴隨着購物、聚餐和紅包,一個又一個節日像是被“複製粘貼”一樣,成了相同的模式。一項調查显示,63.1%的受訪者感到“過節疲勞”,朋友聚會、聚餐(72.9%)和商家促銷、瘋狂購物(64.2%)被指為最常見的節日“套路”。(3月28日《中國青年報》)

  與尋常日子相比,節日被賦予了與眾不同的意義與內涵;原本讓人盼望和期待的節日,為何會讓人感受到“過節疲勞”?商業資本的推波助瀾,讓節日越來越多;才過完一個節日沒多久,下一個節日就到來了。缺乏儀式感和文化內涵讓節日的價值大打折扣,難以滿足老百姓深層次的精神訴求與情感需要,導致節日的體驗感越來越差。

  伴隨着市場化和商品化進程,人們情感表達的手段越來越單一化;在消費社會裡,商品不僅具有實用功能,也具有社會表現和社會競爭的功能。以情人節為例,玫瑰花成為了愛情的表現、傳達和交流的符號工具。消費者具有文化需要和意義表現的需要,商家就提供對應的商品來“投其所好”。

  急劇的社會變遷,讓節日的文化功能逐漸淡化,過節方式也漸趨庸俗化、便捷化和同質化;除了購物、聚餐、搶紅包,人們彷彿已經難以找到更有品質的過節方式,也難以進行更有內涵的情感表達。套路化的“購物節”,在消減節日意義的同時,也讓疲於應付的人們難以將節日時間有效地利用起來。“過節疲勞”犹如一面鏡子,觀照出部分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匱乏。

  在這樣一個人情社會,聚餐成為實現自我疏解、拉近社交距離的策略;聚餐不僅可以讓人們找到歸屬感和身份認同,也能夠實現對堅硬現實的某種柔軟抵抗。只不過,在功利主義、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今天,聚餐也變得越來越庸俗而乏味;聚餐成為一個競賽場,講究人脈、注重社會資本的再生產,讓許多人在經營“關係”上耗費了大量的金錢與精力。

  搶紅包作為一個新生事物,曾經給許多人帶來了刺激、愉悅的心理體驗;當新鮮感過去,搶紅包的吸引力就逐漸下降。疏解“過節疲勞”,除了年輕人要進行清醒的自我調試、少一些跟風從眾之外,也需要賦予節日更多的文化價值與“時代感”——新奇的過節方式、有趣的節日內容、活潑的情感表達,只有賦予節日更多的價值和意義,才能得到年輕人的喜愛與認同。

  在物質生活漸次豐盈的當下,對情感厚度和精神家園的追尋已經成為一種剛需。消減“過節疲勞”,讓節日變得更有滋味、更有意思,既需要年輕人對外來節日和新興節日保持一定的甄別與區分能力,有選擇性地過節,也需要賦予傳統節日更有“時代感”的內涵,讓傳統節日重新煥發光彩,更具感染力與競爭力。

【文9】慎終追遠,培厚精神文化土壤

2017-04-04 李泓冰 人民日報評論

   這個清明,去了江南的一處墓園,揮別至親。

  春和景明,油菜花在田野間歡然舞蹈,垂柳羞怯地拂過初暖的河水,一簇簇鬱金香被陽光打得金燦燦的,更有孩子們盪着鞦韆、划著小船的笑聲泠泠飄向耳邊……沒有一絲陰鬱氣息,幕天席地撲面而來的,都是活潑潑的生命氣象。如同一位作家優美的描述,“死亡與生命美麗地融合和交流,就像森林與草原、平地與高山、溪流與星星……”

  頓時徹悟先人設立清明節的深意:在生命最蓬勃的時節,慎終追遠、祭奠先人,會更透徹地體會秋落春生、生生不息。清明節,又稱踏青節,人們掙脫了冬天厚重的束縛,舉家郊遊。雜花生樹、煙柳纏綿,給祖先敬上一炷香,在陽光下插柳、拔河、盪鞦韆、踢足球,所謂天人合一,此之謂也!未知生焉知死,所以視死如生,生死相依——這是多麼智慧的中國哲學,多麼豐盈的中國氣派!

   為什麼先哲認定,“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至親的離去,痛徹肺腑,必是最能觸動生者心弦的重大事件。在對親人的懷念中,人們會重新審視自己的生命軌跡。天人永隔,給了生者承擔家族責任與社會責任的道德勇氣;有助於認真省思人生的意義,掙脫名韁利索,不為無益之事。更何況,每一次清明的追祭,也是一次家族的團聚。眾目睽睽,親情交融,你曾經對逝者的承諾,會被一次次點醒;你的光榮與夢想,會被一次次夯實——人生向上的動力,家國天下的邏輯,社會秩序的安排,便這樣薪火相傳於清明之季、生死之交。

   正因此,清明之際瀏覽這樣的新聞報道,便令人頗感欣慰:河南洛陽檔案局面向全市徵集家譜,捐贈者將獲收藏證書,方便後人認祖歸宗,發揚其人文價值;浙江瑞安啟動家風家訓口述歷史項目,為個人與家庭立言立德,更將對“家”的認識上升至“家庭、家族、家鄉、家國”層面;陝西最大的山東移民村譚家村舉辦清明節暨關中山東移民家譜文化展活動,碰雞蛋、吃大餅、盪鞦韆、展家譜,主題便是“記憶·傳承”,為的是不忘根本……不忘根本,才能有所敬畏。古人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天下安靖,必先修身齊家。現實中,民間口述史風習漸盛,不少老人也在靜心撰寫或口述家史,其意義之大未可限量。家國家國,有了家的向心力,就能不斷激發國的凝聚力。

   城鎮化大潮呼嘯而至,某種程度上也意味着中國傳統的人文地理、道德教化面臨挑戰。今日之中國,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體制、數千年形成的地域家族約規均在被解構,而城鎮化帶來的系列難題,在中國呈現得更為突出和棘手。事實上,人們更常關注土地拋荒、农民高齡化、誰來種糧等農村經濟困境,卻容易忽略因城鎮化帶來的相關社會管理難題與深層人文困境。村莊空心、老人空巢、兒童留守,使一些地方成了文化教育、行政管理和社會治安的薄弱點。大量湧入城市的农民工,不僅飄離了親情的溫暖,也遠離了家族的規制。處身這樣的時代,或許更需借重先人“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智慧,努力培厚家庭倫理、精神文化的土壤,進而促進社會風氣的向好向善。

家有譜,州有志,國有史。祭祖尋根,如飲水思源,更能清心明志、昭穆秩序,於社會發展進步大有裨益。

【文10】節日之思,文化遺產應融入現代生活

明日端午,不少人已在漫卷詩書,喚醒文化記憶,或開啟休假旅程。但你可知隨後的6月11日便是一年一度的“文化遺產日”。節日的緊密相連,註定了未來的三天,我們除了吃粽子賽龍舟臨風憑弔屈原外,還可以暢遊博物館和文化遺產地,欣賞厚重文化家底,梳理中華文明傳承,激活傳統文化基因。

多少年後,如果我們再翻閱2016年的日曆,會發現與文化遺產保護相關的信息是如此的密集。

6月7日,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管理局正式掛牌成立,它將負責海昏侯遺址的考古發掘、保護利用和學術研究,包括後期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博物館的規劃、論證及建設等。與此同時,根據它的考古發現而舉辦的《五色炫耀——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自三月在首博開展以來,一直是人頭攢動,觀者如雲,不得不一再延期。

還有一個消息是關於文化創意產業的。我們已經在用國家的力量和開放的政策來鼓勵從歷史文明中挖掘文化創意——這份由文化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家文物局聯合發出的《關於推動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的若干意見》,第一次明確提出要深入發掘館藏資源,動員社會力量,推動文化創意產品的開發利用。而來自故宮博物院的消息說,截至2015年底,故宮博物院共計研發文化創意產品8683種,其銷售額也從2013年的6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近10億元,正在從數量的野蠻增長走向質量的精細提升。

越來越多的科技力量也在融入文化遺產的保護。今年的5月7日到9月4日,敦煌莫高窟四個洞窟和藏經洞部分文物將搬到洛杉磯的蓋蒂中心展出。南加州的藝術愛好者不必再親自到敦煌、巴黎和倫敦等地各大博物館,即可在家門口欣賞到“中國絲綢之路上的古老佛教藝術”。如今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團隊已經利用高科技精準復原莫高窟洞窟內的壁畫、造像、浮雕等文物,使觀眾如同身臨其境。

此外,在網絡上議論得風生水起的還有關於中國古老地名的恢復。古老的地名也是文化遺產,它可以讓我們找到回家的路,而因為一些現實的利益就隨意任性改變那些承載着文化內涵與濃濃鄉愁的行為,正在不斷被質疑,人們希望曾經在古詩詞中被誦讀的那些美好地名“徽州”、“潯陽”、“蘭陵”能夠重新點亮我們的記憶。

當然再往前追溯,在今年4月12日的全國文物工作會議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強調,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繫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厚滋養;李克強總理批示強調,加強文物保護,是要讓優秀傳統文化融入當代社會,厚植道德沃土,用文明的力量助推發展進步;劉延東則表示文化遺產在彰顯文明大國形象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可以說,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讓文化遺產融入現代生活”自然而然地成為2016年“文化遺產日”的主題。

而今年的“文化遺產日”和傳統的端午節又是如此緊密地相連。我們的文化遺產包括物質與非物質兩個層面,與端午節相關的思想觀念、風俗習慣、情感表達,正是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一脈相承並在當下生活中生機存續的證明。以節慶為代表的文化遺產同樣是優秀傳統文化最實在、最具體、最直接、最真實的載體。

經濟發展起來的中國,文化需求正在迅速釋放。在博物館門前不斷出現的排隊長龍,一再提醒着我們,國人對文化渴求的旺盛與文化供給、文化創意的相對不足已經成為一對文化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而這一短板正影響到國家軟實力的提高。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在對海內外講述中國故事時居然會因為提煉不出更多的文化元素而捉襟見肘;隨着城鎮化建設的加快,依然有越來越多的文化遺產面臨着被毀滅的命運;而那些在中國大地上頻頻出現的不今不古、不巧不拙的拆建又復古的建築,正是文化迷失的體現;而 “申遺熱”與“名人故里之爭”的背後呈現的依然是簡單的利益訴求……

說到底,對文化遺產的珍愛,並不僅僅是保護一個古村落、一件古董、一項古老的技藝甚至一個節日那麼簡單,它首先是對文化遺產的敬畏,其次是對於其所承載的文化記憶的尊重與欣賞,這種氣質應該是我們每一個公民應有的氣質,這種氣質的涵養才是文化繁榮的土壤。

回想起來,我們設立“文化遺產日”的初衷,正是要讓那些珍貴的文化遺產、歷史傳統能夠走出博物館和書本,飛入尋常百姓家。從這個意義上講,讓文化遺產融入現代生活,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和現實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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