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孝順”就是順,於是第二天按父親的意思清早出院。父親便秘得非常厲害,在醫院的早上上廁所幾次,后在回家的路上又兩次,到家後上廁所四五次,一直到晩上才通大便。到家時,父親的情緒才穩定,覺得進堂屋沒問題了(鄉村人思想比較封建,認為死在外面不能進堂屋,變成孤魂野鬼了),一顆懸着的心終於可以放到肚子里了。

到家后,父親一方面放心了,另一方面又不放心起來。他先是把借給他人的錢至今未收回來的記錄本翻給我看,說某某欠我的錢本息未還,某某隻還了本沒還息,某某隻還了一部分息,本分文未還等等。他又把存在農商銀行和郵政儲蓄銀行一點錢的存摺翻給我看,說還未到期,是否取出來?我便說不着急,看情況再說吧。父親便又收好,是用幾層報紙包裹着的。因為好幾天未吃東西,做完這些他感到體力不支,氣喘吁吁,我便扶他到床上躺下。父親閉目養神一會兒,又要坐起身來,便扶他坐起,在背後塞一床四斤左右的棉被,以便他舒服一些。他靠在棉被上休息一會兒,就開始吩咐“後事”。

我們都說在家養幾天會好的。但父親揺頭說“我曉得!病長在我自己身上我還不知道!不會好了。”他的意思是大限將至,但又擔心子女辦後事沒經驗,不能稱心如意(稱他心,如他意),便說該省的要省,不該省的不能省。父親好面子,認為人活一世,面子最重要,所以特意囑咐面子菜毎桌要上六個,不能太小氣,菜要辦得豐盛一點。但對唱夜歌的人不能太大方,要吝嗇一點,給幾十元就足夠了。他的意思是人死了,請人唱夜歌是這風俗,走形式而已,沒什麼實質意義。也是,鄉村辦白喜事,如問辦得如何?那人便回辦得好啊,面子菜上了四個!父親比較固執,他認定某某當廚菜才能做得好,就一定要請某某當廚師,並問我記住了沒?我連忙點頭說記住了。父親對唱戲沒什麼好感,幾次說唱戲就免了,村部有個放歌放視頻的大屏幕,又省錢又熱鬧,上個月某某死了,裝上那玩意兒蠻好的。

父親說著說著就流下了熱淚,看到父親如此傷感,我也禁不住熱淚肆流,特別是捏着他粗糙的手的時候,那情感忽如決堤的洪水滔滔而來,好像父親真的沒了!活了幾十年,見父親流淚還是第一次,可見父親是極堅強的,但到了離開人世之時,再堅強的人也有軟弱的一面,也有傷感之時。

父親回家后,不知什麼風把左鄰右舍都刮來了。曾當過幾十年的老村支書來了,他是父親的發小之一,又是一個組的,父親生病住院,他幾次到我家問詢情況,祝福父親早日康復;聽說父親回來了,便急忙跑來看望。但父親有氣無力,躺在床上同老支書說了幾句就睡過去了。住在街上一個叫“水伯”的街坊鄰居是從不輕易去看望病人的,村裡紅白喜事亦不常去,他在貴州工作幾十年,現退休在家,有點睥睨村民的意思,村民便說他是吝嗇鬼,沒人情味。但他卻來看望父親,而且一落座就送看禮,並說父親於他家有恩,必須要來看望。至於父親如何有恩於他,我其實不很清楚,只隱約記得他妻子的事。“水伯”看我一臉茫然,便解釋說他父親百年時,是我父親幫他料理後事的。確實,“水伯”的父親也是退休人員,原是供銷社退休的,回家后整日捧一本書看,也不太搭理村民鄰居;那時大家經濟拮据,村民想向他家借錢也是十去九空,久而久之,關係比較冷淡,村民不太喜歡他們家。他父親去世時,水伯尚未退休,左鄰右舍無人出來相助,是我父親主動站出來幫忙。在農村如果老人了,沒有街坊鄰居的幫助,要把人抬上山根本不可能,是不可想像的事。但他妻子的事,我知道一些。

1981年8月底的某一天,我己經收到湖南財經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心情非常舒暢,忙着做入校報到的準備。那天傍晚,我正在池塘里游泳,剛回到家就聽說“水伯”的妻子喝農藥自殺了!父親急忙召集幾個人抬她往醫院送,但尚未到醫院,人已經死了。據說是因為婆媳關係和姑嫂關係緊張造成的。在農村媳婦非正常死亡,娘家人是要來打“人民”問責的,“水伯”尚在貴州未回來,婆家人一看人死了,嚇得全跑了躲起來,其娘家氣勢洶洶來了幾十號人,說要把他家放火燒個片甲不留。父親一看這個情形,就把她娘家人喊到我家裡,一方面給他們做好吃的,好煙好酒好菜招待,一方面給他們做工作,說人死不能復生,況且還有四個小孩,也是你女兒的親骨肉,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親外甥的份上作好的協商,先把人埋了。好說歹說,“水伯”丈人家才同意象徵性燒點東西算了,才停止拆房拆瓦,總算保住了完整的房子。父親因為威望高,又當隊長,又能說會道,大道理,小道理一套套的,說得他們啞口無言,點頭稱是。

那時民風淳樸,人們比較相信鄉規民約,更相信村裡有威望之人的話。父親無形中充當了村民糾紛中的“司法協助員”角色,說一是一, 說二是二,可謂一言九鼎。我揣測可能是父親比較公道正直,不偏不倚,沒有任何私心,人品比較好,所以本村或外鄉人都相信他,否則那麼大的事(人命關天)是無法在短時間內協商好的。當然,在父親八十五年人生中,幫助別人又何止這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