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

萬曆朝的最大特徵,是萬曆不上朝(不上朝,不代表不上班)。

皇帝是特殊職業,皇帝作為從業人員,必須遵守諸多職業規範比如主持朝會、批閱文件、任免官員等。

萬曆,顯然沒有完全遵守職業規範。萬曆的怠工“劣跡”,佔據了有關萬曆文字留存記錄的大量篇幅。

皇帝的職業評價體系是多維度的。如果以勞動強度為評價指標,滿清雍正應該排第一名。如果以武力開邊為評價指標,武帝劉徹名列前茅。如果以官員幸福指數為評價指標,宋仁宗位居榜首。如果以大型工程項目開工建設為評價指標,首推贏政與楊廣。如果以藝術天賦為評價指標,宋徽宗趙佶將奪得桂冠。

但如果以民間經濟自由與活躍程度為評價指標,萬曆之治,足以彪炳千秋。教科書上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正是萬曆時代江南沿海地區經濟活動的寫照。

如果以都城內皇帝工作與生活的“口述歷史”為評價指標,李世民的傳說很難被超越。如果以國內民眾工作與生活的“真實歷史”為評價指標,殘存文明臨終前的“萬曆之治”,也很難被超越。

萬曆朝的國本,不是與后金的遼東戰事,也不是與日本的八年戰爭,而是首都北京的朝堂之爭。

北京朝堂爭的“國本”,是萬曆帝的“立儲”與“立妃”,即關於皇位繼承人(外廷首腦)與皇后(內廷首腦)。爭執的雙方分別是:萬曆帝與外廷臣僚。

萬曆希望立的儲君(福王)與皇后(鄭貴妃),外廷臣僚幾乎一致表示反對。

萬曆朝關於立儲與立妃的國本之爭,爭執的過程與結果,其實根本不重要。

國本之爭的真正涵義在於:所謂的國本異議,是外廷臣僚聯合對抗皇權的借口。而萬曆帝則以幾十年不上朝與怠政,對抗外廷臣僚。

萬曆朝的“國本之爭”,是朱明皇室的皇權絕對專制,無法壓制明廷臣僚的體現。明末皇權專制的受挫,是明代濫用言官制度的結果,也是明廷臣僚以朱明皇室為敵(朱元璋推行絕對皇權的因果報應),心理之效忠拋棄朱明皇室的體現。

如明亡於萬曆之論成立,則非亡於萬曆帝本人,實亡於萬曆朝國本之爭初現的心理效忠之崩潰。

北京郊區明十三陵的定陵,明神宗萬曆朱翊鈞的陵墓。

萬曆,即明神宗。“神宗”,或許是對萬曆的正確評價。
“千古明君”李世民的模範經典,被歷朝歷代奉為教科書式版本,但是萬曆指責唐太宗“脅父弒兄,家法不正,豈為令主?”萬曆,知道明君故事的虛偽性,直接予以揭穿。

萬曆,幾十年不上朝,此期間,明帝國在朝鮮半島,與豐臣秀吉的日本進行長達八年的戰爭,最終獲勝。居於深宮的萬曆,是中樞總指揮,萬曆的智慧,難以通過稀缺的文字留存記錄來理解。

萬曆愛財?萬曆朝的內廷宦官遍布全國,主要任務是擔任“礦監”與“稅監”,不上朝的萬曆,對內閣關於“礦監”與“稅監”的“票擬”(請示),會及時發出“批紅”(批示)。

萬曆居於深宮,但已經洞察出,明末的經濟體系,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教科書課本的提法),明廷稅賦徵收體系的滯后,使萬曆不得不動用內廷力量以完成新經濟的稅賦徵收。

清初之明朝遺民,不會懷念流寇時代的崇禎帝,不會懷念閹黨時代的天啟帝,“萬曆之治”,成為永遠逝去的畫面,成為遙不可及的理想。 明朝遺民,明白“萬曆之治”永遠成為絕唱。流寇天下的亡國奴,欣然接受滿清異族的“戡亂之治”。

《明朝那些事》作者當年明月認為,萬曆末年的東林黨爭,其破壞力等於“努爾哈赤+皇太極+李自成+張獻忠”破壞力的總和。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東林黨領袖顧憲成將此著名對聯,寫於著名的東林書院。

顯而易見,東林黨佔據絕對的道德制高點。東林黨不是現代意義的政黨,但卻是威力無窮的“抱團政治”。明祖設計絕對專制皇權,明代300年,竟然出現張居正式“賢相”與嚴嵩式“奸相”,實屬反常。

常態化的格局,應該是出現類似散沙社會的散沙政府,之後的路徑是官僚抱團取暖,結黨自保。

大一統吏治國家官僚進化的速度,超過社會發展與進化之速度。明代官員的進化程度,視宋代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新舊之爭,如少年之意氣用事。明末東林黨之結黨與黨爭,視明初廷杖酷刑之下的官員為白痴。

崇禎帝朱由檢於流寇李自成進京前說:“諸臣誤我”、“諸臣皆可殺”。東林書院著名的對聯,是理解朱由檢臨終憤怒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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