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所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

他本人從來沒有被稱為“大師”,但在他的任內,卻為清華請來了眾多的大師,併為後世培養出了眾多的大師。他被稱為清華“永遠的校長”。

在遍布世界的清華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貽琦就意味着清華,提到清華也就意味着梅貽琦。他以不同凡響的教育智慧和由賢入聖的人格魅力,奠定了清華大學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靈魂。

歐美曾有著名大學校長在1941年清華建校30周年時稱讚清華:“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載。”

1889年梅貽琦出生於天津,父親中過秀才,后淪為鹽店職員,梅貽琦懂事之初,家境已每況愈下。但梅貽琦的父親始終沒有放棄對子女的教育。

梅貽琦自幼熟讀經史,且善背誦。他的同仁回憶說,有一次梅貽琦表示,“假如我們之中有誰背誦任何中國古經傳有錯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節。”

1908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南開私立學校第一屆師範班。1908年,他以南開學堂全校第一成績畢業,進入保定高等學堂就讀,次年便順利考取首批庚款留美生。600多名學生中,他考到了第六名。

到美國后,梅貽琦攻讀電機系,在同學的眼中,他是個成績優良、性格溫厚,永遠輕聲細語的人。然因家境實在平困,獲得學士學位后,梅貽琦就放棄了攻讀研究生的機會,回到中國任清華物理系主任。那時他才26歲。

當時的清華大學,當校長不容易,常有校長教授被師生趕下台,所以任期都不長。

羅建倫當著全體師生面提出辭職。結果學生們紛紛表示:“無論國父同意與否,我們皆無挽留之意。”

因為清華園用的是庚款辦校,就是教育部也奈何不了任何人。隨後,政府派喬萬選接任校長,當躊躇滿志的喬萬選帶着武裝衛兵進校時,學生們單獨將他請進了禮堂,等喬萬選出來,校方已經拿到承諾,上面由喬萬選親筆寫道:“將永不任清華校長。”

容不得一點專制和獨裁,清華師生寧可11個月無人管理學校,將教育部提名的校長統統拒之門外。當時覬覦校長之位人數眾多,在期盼而又戒備的心情中,清華師生向教育部提出了5個條件:

1、  沒有黨派色彩。

2、  知識淵博。

3、  要有很高的威望。

4、  人格要高尚。

5、  能實實在在發展清華。

發生校長風波時,梅貽琦正在美國,擔任清華留美學生監督處監督,管理全美各地的清華留學生。

1928年,39歲的梅貽琦接到調令。當他重回清華時,學生們都抱以觀望心態。而就在就職演說上,梅貽琦發表了那段著名的講話:

“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一個大學之所以成為大學,並不在於它有多少幢大樓,而在於它有多少個大師。梅貽琦將一個大學的師資力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梅貽琦看來,大學的目的只有兩個。第一是研究學術,第二是造就人才。這兩者的實現,全依賴於教授。

盛傳當時的清華有三難:進校門難、讀學分難、出校門難。任何一門課,59.99分的成績也要重讀,沒有補考,然而絕對公正。

梅貽琦是嚴肅的,若不與其相當熟悉,一般看不到他的言笑,然而他偶爾也有幽默的一面。

梅先生擔任了十八年清華校長,有人問他秘訣,梅先生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霉(梅)!”






“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


梅貽琦曾將自己比喻成京戲里“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場總是王冠齊整,儀仗森嚴,文武將官,前呼后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里,那麼人家對這台戲叫好時,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

這當然是梅貽琦的自謙之詞。實際上,梅貽琦對清華的貢獻,恰恰是“搭成了一個好班子”,而非是他自己說的“運氣好”,湊巧在一個好班子。

“對知識分子心態了解之深,當時少有如他的人。”梅貽琦在禮聘教師方面,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任教務長時,就力排眾議,使布衣之身的陳寅恪成為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之一。

他親自到火車站,把留美歸來的語言學博士趙元任接到學校。

華羅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被破格召進清華,破格從系資料員轉升助教,破格送到劍橋大學“訪問研究”,最後又破格未經講師、副教授階段而被聘為教授。

這種不唯學歷,不唯資歷,只憑真才實學,照樣可以當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來是正常不過的事。

許淵沖先生說,破格提拔資歷淺、學歷不高的錢鍾書、華羅庚、吳晗等名教授,梅校長曾經謙虛地說,他的工作只是幫人搬搬凳子而已。清華或者西南聯大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與梅校長不惜代價誠聘國內外一流的師資是分不開的。

為使教師免去後顧之憂,安心教學,梅貽琦大幅度提高清華教師的待遇。當時,清華教授每月最高可拿500元,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以休假一年,赴歐美研究,學校開一半薪水,還給予往返路費。

這個傳統在西南聯大時結出碩果:西南聯大的教師名士如雲,共開出課程1600門。

校中既有聞一多、吳晗等進步人士,也有國民黨直屬區黨部,有三青團直屬西南聯大分部,此外還有地下黨組織,有中國民主同盟的組織。

學術自由與獨立思考在這樣的環境里蔚然成風,且大大滋養了學生。

梅貽琦始終旗幟鮮明地主張:“大學教育之重,在於人格。如果一個學生沒有完善的人格,那麼走上社會也不會對社會有利。”






“學生沒有壞的,壞學生都是被教壞的”

其實初到清華時,學生們都懷疑他的能力。清華一直崇尚實幹,沒想到梅貽琦就職后,竟像空氣一樣。

學校開會,他坐在一旁聽講,從不干涉教授們的發言,只是偶爾站起來給大家倒倒茶水。和那些試圖在清華大展身手的校長不同,梅貽琦從不獨斷、專橫,人家說什麼他就聽什麼人們經常從他口中聽見的三個字,就是“我從眾”。除了這三個字,他很少發表觀點。

恭弘=叶 恭弘公超用“慢、穩、剛”三個字形容他。

梅貽琦寬厚溫良,個性沉靜,被弟子們稱為“寡言君子”,但實際上,他“嘴裏不說,骨子里自有分寸”。清華學生曾戲作打油詩描述梅校長的謙遜含蓄:“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彷彿不見得。”

他在《大學一解》中提到:教師不但要專長明晰知識的講授,還要為學生的“修養、意志、情緒”樹立楷模,因而闡述了著名的“從游論”:







“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

正因為他的堅持,清華學術自由之風,教授自治之風,和學生人格培養之風盛行。正是梅貽琦的不斷努力,清華從一個名氣大但無學術之實的高校,躍升為中國首屈一指的大學。日後從這裏走出的學生,不少都是譽享全球的大師。

1935年底,日寇壓境,華北危急,清華進步學生蔣南翔發出著名聲音:“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一二·九”運動后,清華曾經發生過數千軍警闖入學校逮捕學生的事件。事前得知了這個消息,學校的幾位領導人在梅貽琦家裡商量如何應對。

大家說了很多意見,惟有梅校長默然不發一言,最後大家都等他說話,足足有兩三分鐘,他還是抽着煙一句話不說。

馮友蘭教授問:“校長——你看怎麼樣?”梅貽琦還是不說話。

恭弘=叶 恭弘公超教授忍不住了,問道:“校長,您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想着而不說話?”他隔了幾秒鐘回答:“我在想,現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只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後的騷動。”

對於學生,梅貽琦一律採取愛護的態度。

學生們懷疑軍警特工手裡的名單是校方提供的,學生們看到教務長潘光旦拄着拐杖來到校園,立即進行圍攻,將他的拐杖奪過扔到地上,不依不饒高聲喊着討伐口號。

此時,他們的校長身着一件深灰色長袍,從科學館方向慢步走來,梅停留片刻,大體弄明白事情經過,快步來到潘光旦身邊的台階上站定,面帶慍色,表情嚴肅,眼睛瞪着二三百學生,有半分鐘未發一言,盡量抑制胸中的憤怒,挺起胸膛,厲聲說道:“你們要打人,就打我好了!你們如果認為學校把名單交給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負責。

隨後,梅校長以極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氣告誡同學:“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昨天早上你們英雄式的演出,將人家派來的官長吊了起來,你不講理,人家更可不講理,晚上來勢太大,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住宿學生的名單,我能不給嗎?”

停了一下校長說:“我只好很抱歉地給他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大準確的。……你們還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護學術上的獨立。”

現場的學生頓時被梅貽琦的威嚴姿態和堅定如鐵的話鎮住,瞪着眼睛互相望望,縮着脖子悄無聲息的散去,事後梅貽琦將所有被捕的學生保釋出來。

堅定果斷,毫不含糊。他以他的擔當,他的言行來告訴學生該怎樣做人。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

梅貽琦嗜酒,在這一點上也堪稱“君子”。

考古學大師李濟回憶:“我看見他喝醉過,但我沒看見他鬧過酒。這一點在我所見過的當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與蔡孑民先生才有這種‘不及亂’的記錄。”

曾有一篇紀念他的文章,標題就叫《清華和酒》:“在清華全校師生員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稱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愛的時候,是吃酒的時候,他從來沒有拒絕過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乾杯時那種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過的人,終身不會忘記。”

西南聯大附中教學質量高,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女兒極想考進聯大附中,結果名落孫山。龍雲心裏不痛快,叫秘書長去和梅貽琦疏通。秘書長說,“我打聽過了,梅校長的女兒梅祖芬也未被錄取。”龍雲一聽怒氣全消,他以身作則,維護教育的公平,絕不因權勢因私情有絲毫退讓,並以此贏得所有人的尊重。

梅貽琦行為克己,雖身居高位,卻清貧如洗。

出任清華校長,按規定可以享受免交電話費、免費雇家庭幫工、免費拉兩噸煤等“特權”,但梅貽琦都主動放棄了。

梅夫人韓詠華回憶,在昆明“經常吃的是白飯拌辣椒,沒有青菜,有時吃菠菜豆腐湯,大家就很高興了。”生活拮据,梅夫人不得不自謀生計,擺地攤變賣孩子舊衣服掙10元招待客人有之,提着籃子寄賣“定勝糕”有之,到醫院、首飾店、衣帽工廠、盲童學校打短工亦有之。

在西南聯大,梅貽琦與教授一樣租住民房,他將校長專車交給學校共用,自己家庭符合條件卻不拿補助金。

1941年7月他去成都公差,已訂好回昆明的飛機票,恰好可乘郵政汽車,為給學校節約200多元,梅貽琦毫不猶豫退掉機票,改乘郵政車回昆明。




西南聯大之魂

1937年,北平淪陷。清華被占,南開幾乎夷為平地。為保存中國教育的希望,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南遷,造就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夢幻奇迹,西南聯大。

當時聯大有三個常委,張伯苓和蔣夢麟都在重慶做事,真正管理聯大的人只有梅貽琦一位。

清華嚴謹、北大自由、南開活潑,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學風,三個學校的教授更是課業重疊,各有各的思想和觀點。明明講的是同一堂課的內容,不同的教授卻有不同的講法。但梅貽琦將清華的學術自由之風,帶到了西南聯大,仍舊尊重每位教授。雖然教授之間有互相瞧不上的,但對於溫文爾雅、寡言少語的梅貽琦,無人不是尊重信服。

聞一多是民主鬥士,性情率真,動不動就在清華課堂發表鼓動演說,滿嘴都是“過激”的言論。

儘管如此,梅貽琦從不干涉。

1944年,國民政府施壓,要求西南聯大解聘聞一多等教授,梅貽琦聽了,根本不予理會。

等到蔣介石約他來面談,他反倒說:“少數言論確有行為不當,很多同仁也都深不以為然,此數人之舉乃一時之衝動,或因其家屬眾多,時有病人,生活太困難,愁悶郁於胸中,所以才找機會發些火氣。”

蔣介石聽了連連點頭:“生活問題甚是重要。”

一番話不但巧妙保住了教授,還叫蔣介石提高了教授待遇。






中國學者的完美典型

梅貽琦身材頎長,風度翩翩,常着一身青布長衫,臉如雕塑般稜角分明,堪稱那個時代的美男子,曾被來中國訪問的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譽為“中國學者的完美典型”。

他那“從容不迫的態度”早在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時,就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據他的同屆同學徐君陶回憶,發榜那天,考生們都很活躍,考上的喜形於色,沒考上的則面色沮喪。只有瘦高的梅貽琦,始終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憂地在那裡看榜”,讓人覺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實際上,在全國630名考生當中,他名列第六。

西南聯大學生何兆武也回憶說:我多次看見梅先生和我們一起跑警報,梅先生那時快60歲,他從來不跑,總是安步當車,手持拐杖,神態穩重,毫不慌張,而且囑咐大家不要擁擠。梅先生的從容,給我們做了一個典範。

抗戰勝利后,大陸局勢逐漸明晰起來。所有人都面對走與不走的選擇。身在解放區的吳晗竭力讓他留下,全校學生也含淚挽留。梅貽琦卻選擇踏上了離開的飛機,因當時庚款還有大筆基金,而要動用這筆校款,需要兩人簽字,一是教育部部長,二是清華校長。梅貽琦知道,一旦自己不做校長,國民政府極容易推選一人,動用這筆款項。

危急時刻觀人之言行更可見其性情。1948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北京城內人心惶惶,梅先生去意已決。

12月14日,有飛機來接胡適之,有人打電話給梅先生,凡是那時在圍城中的人,都焦急地渴望離開,預料梅先生問詢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刻行動。

哪知道梅先生聽到此事,並弄清這架飛機並不是接他之後,他竟無動於衷,一如平日緩和低沉的聲調,說不是接他的,他並不預備去。

雖然被一再告以時局的危機,錯過這架飛機,可能不會有機會;但他始終若無其事地謝絕了這建議,後來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飛機來了,他才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帖后,從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機,拿着兩本書走了。

許多人在平日裝腔作勢,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關頭,便醜態百出,以求苟免,因為他內心本沒有真正高貴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則是已把高貴自尊建基於本身,因此才能夷險一節,不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都一直保持着尊貴不群的風格,使人頑廉懦立,肅然起敬。——這才真是中國讀書人傳統的最高修養;這才不愧是一個‘人物’”。

沉默而堅持的梅貽琦為何選擇遠離新政呢?或許可以從他的日記中能夠有所推斷,“我對政治沒有研究,與共產主義也沒有多大認識,但頗具懷疑”,這個“懷疑”之詞代表了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對於當時政局以及對中共的看法。沒有人能夠真正了解梅貽琦的想法,但是對於思想文化的觀點不同,這確實是一些工作者選擇離開的重要原因。

離開大陸后,60歲梅貽琦先去了美國,在非常簡陋的辦公室管理庚款基金,自己給自己定薪300元,和庚款資助生一樣。國民政府曾要求他將薪水上調至1500元,被他堅決拒絕。那時,夫人韓詠華在衣帽車間做過工,在首飾店裡賣過貨,在醫院里當過代班,為了生計,任勞任怨。聽說這些事後,對梅貽琦保護庚款頗為不滿的官員,甚至叫他“守財奴”。

手握清華基金的梅貽琦,晚年生活一直非常清貧。

1955年,他回到台灣辦校,於新竹復立國立清華大學,不顧政府辦大辦強的要求,先設立了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精耕細作,實事求是,在這個基礎上才一步步壯大新竹清華。

1960年梅貽琦被確診罹患癌症。他終身從事教育,毫無積蓄。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為其墊付一部分治療費,醫院又酌情減少了一部分,還是不夠。清華校友們商議募捐,半年間募集台幣65萬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貽琦看到凝聚着愛心的募捐記錄,“閱後半晌無語,后曾流淚頷首”。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先生在台灣溘然長逝,蔣公中正親題“勛昭作育”, 萬人空巷送靈迎靈,千人執紼、靈柩上覆蓋著他的清華不朽的旗幟,百姓們自發立祭案、燃放鞭炮、敬獻花圈…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恭弘=叶 恭弘公超在回憶文章中說道:“梅先生是個外圓內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願意作的事,罵他打他他還是不作的。”短短几語,已觸到了梅貽琦的典型性格和心靈深處。

他逝世后,秘書把他在病中一直帶在身邊的手提包封存了。兩個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參加的場合下啟封后大家都怔住了:箱子里保存的是清華庚款賬目,從17年前到現在,一筆又一筆,清清爽爽,分毫不差。

清華校史研究專家黃延復曾這樣評價梅貽琦:“他長母校幾十年,然清華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貪污成風的社會,竟能高潔、清廉到這樣地步,真是聖人的行為。只這一點,已足可為萬世師表。”這樣看來,如果說梅貽琦是清華基金的“守護神”一點也不為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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