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們提出“真、善、美”,實際是在判定人格的三重境界。

真,是說自然人格;善,是講道德水平;美,是指審美境界。真而不善者眾,善而不真者眾,真、善而不美者亦眾。不真不善不美的人,和真善美的人,都是稀有品種。

當我們拿着這種判定標尺裁量古代文學家時,你會發現,文學作品的高低也可以通過這把戒尺測量出來。他們不經意間泄露了人格秘密,不經意間暴露出難看的馬腳。越是光鮮的人,越可能內心拙劣。

當然,這種觀察不能是瞬間性的,它需要放到一個長期性的時間段,才可以得出綜合性的結論。

2.

公元三世紀末四世紀初,正是魏晉的混亂時期。這種混亂是內耗性的,包括地方軍閥、官僚集團的內鬥,無所謂正邪,無所謂高下。底層的知識分子,到了這個節骨眼上,已經不想再擔負社會責任,甚至希望自己可以攀附,博得富貴前程。

大名鼎鼎的左思就是一位。按照文學角度來說,左思的詩可以樹立一個藝術樣本,“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就是他所作,為了獲得體制之內的讚譽,他還花過吃奶的勁寫下一時洛陽紙貴的《三都賦》。鍾嶸《詩品》稱“左思風力”,但就如此昏聵的政壇,他的熱心腸也沒有改變過,積极參与那個圈子。被圈子排擠了,就開始發牢騷,雖是《詠史》,不過是證明自己的清白和高潔。然而,他若一直都是如此,哪裡會去逢迎達官顯貴?在某種程度上說,《詠史》不過是在遮掩自己那饞涎欲滴的嘴巴。相比之下,南北朝的鮑照倒坦誠得多。

謝靈運和陶淵明同時。陶淵明對體制感到不滿,故而寧願回家種地,寧願“草盛豆苗稀”,那個“願”卻不會再違背了。相比窮山惡水生活水平的危險,體制對他的精神打擊更大。隱士是“侶魚蝦而友麋鹿”的,但是他對社會仍然不放心,這和莊子是一樣的。他所恨的不是社會,而是沒有從政能力卻已經控制政治系統的人。

陶淵明在江西,恰恰他的對岸——江東,謝靈運就是這麼個沒有從政能力卻插足地方政治的人。謝靈運有門閥貴族的身份,幾乎把他上司得罪完了。他做官的時候想旅遊,玩膩了再回來。為了游山玩水,他建設道路,這算歪打正着幹了好事。一個官員,出門旅遊一百多天,再回來處理政事。他既不想當官,但旅遊又需要經費,他的貴族身份倒是幫了大忙,於是屍位素餐,“懶政不作為,白吃乾飯”。他想旅遊、做官兩手抓,結果是官怒民怨,後來被殺了。

文學史說他是山水詩人的鼻祖,但是和陶淵明一比較,這山水詩句里,儘管寫的很乾凈,但總不是那麼乾淨。

3.

王維在終南山的輞川別墅已經建成。

文學評論王維時,說他詩里有禪,空靈非常: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還真有這個特點,無論有人或者無人,這花不都是自然開落么?正像他,一心向佛,兩袖清風。

不過,一有人的時候,他是想開而不想落了。他在時代崩潰的前夕,總是感覺缺安全感,詩中死寂般的寧靜,甚至找不到人情味。他可以與自然為友,但到了關鍵點的時候,他卻是需要一點依賴的。對自然的熱愛來說,他甚至比不上謝靈運。在面對自然時,他把自己放在上帝、佛陀的位置上,來觀察這自然生物界的芸芸眾生。他可以欣賞,但很少蹲下身子。“山中發紅萼”,不就是俯視的角度么?他有一定的自我束縛,需要自我陶醉,於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他在官場也能游刃有餘,安史之亂后峰迴路轉,不就是靠這種法則么?真正面臨悲傷的時候,他就不容易把持住,高適可以“莫愁前路無知己”,他只能“西出陽關無故人”,一個精神能豁出去,一個就不敢豁。他關注自然不假,但更關注自己。兜了一圈之後,他是要返回自身的安危的。請看: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度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他最後的落腳點,從自然又回到了人間,來暢談他在自然中的所得。王孫、都護、野老、林叟,無論社會地位的上上下下,他都能憑藉審美眼光,證明自己境界頗高,但如果說他已經“齊物”,那就差得遠了。李白是去而不返,王維是去而要返。李白為何沒有與王維半點朋友關係,恐怕也和他的人格有關係。

到了中唐,白居易又是一個社會承擔墮落例子。

白居易這個人,早期還是達則兼濟天下的,到了晚年,那真是達也獨善其身。雖然他崇拜陶淵明,不過陶寫田園詩,他寫閑適詩。他早期還有過對自己不能給社會帶來好處的自我譴責,從《觀刈麥》可以看出。這種士大夫精神傳統,到了晚年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了。他連那抱負的志趣也沒有了。

他說“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不知晚年的時候他是否能想得起來陶為啥不做官。陶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過陶仍然承擔著社會價值的良知,至於白居易,他是在其位也不太想謀其政,只想閑適了,閑而無事,適而閑散,兩耳不聞窗外事,“不能救療生民病,即須先濯塵土纓。況吾頭白眼已暗,終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開口笑,龍門醉卧香山行。”這一點,似乎他能和王維、謝靈運這二位達成默契。中國士大夫精神傳統,到中唐是一變,他們在佛道宗教中給自己找到了閑適的理由,從此對社會的關懷一蹶不振。精神枯萎的典型代表,就是白居易。

4.

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古人誠不欺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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