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是個醫生,40多歲的時候,趕上了一個關口:新政策規定,評職稱需要考英語。

在當時的18線小縣城,幾乎沒有英語的用武之地,而當年很多人讀大學時,僅有俄語課。於是白大褂們沸反盈天,鬧騰的結果是:英語還是要考的,不可能更改或取消,院方組織免費培訓,從ABC開始。

我媽是口腔科醫生,沒有夜班,佔盡天時,每晚呼朋喚友,帶頭奔赴教室,帶頭調戲老師,一群散發著消毒水味兒的大叔大媽,像趕集,像打狼,在夜色里躥行。

爸爸始終沒有參与。同僚們(當然也包括我媽)所有舉動,他只冷冷地扔過去一句話:沒用的。

借來課本和詞典,他開始了一個人的戰役。夜自習放學回來,遠遠看見他書房的燈光,灰頭土臉的紗窗在淡黃色檯燈下,一改白日的寒酸,朦朧中似乎變成了紅樓夢裡那條優雅的蟬翼紗。

醫院的白袍制服,有長短兩款,他在家的時候,喜歡穿着短款的,也就是襯衫式上衣,搭配一條我媽縫的胖睡褲。如此裝扮的理由是:人舒服,又可以節省換衣服的時間,隨時衝到急診室。

那時候的家屬大院,與住院部僅一牆之隔,住院部兼做夜間急診,內科和外科醫生,必須輪流上夜班。遇到重症病號需要幫忙,扯開嗓子喊一聲,圍牆那畔,總會有人應聲而出。80年代的小縣城醫院,大抵如此吧?

經過書房,探頭進去瞄一眼,他背對着門口,端端正正坐在書桌前,聽見動靜,曉得孩子們回家了,那個清冷的白色背影,卻紋絲不動,如同木雕泥塑。於是,我們姐弟三個孩子,躡手躡腳的走開,各自拿出作業本,用功去了。

半年後考試,媽媽是少數幸運過關的,而爸爸居然也通過了。我問他怎麼做到的,他淡淡的說:“語言嘛,不管英語俄語,都差不多,單詞加語法而已,又不考聽力,看得懂就行了,沒啥了不起。”

是的,這就是我的爸爸,他的存在,彷彿“人是社會性動物”這一論斷的反面例證。不抽煙喝酒,不打牌聊天,無論長天白日,還是寒冬永夜,除了上班,其餘的時間,他將自己囚禁於書房,遺世獨立,枯坐書堆,用沉默的背影,對抗着世界的喧囂。

濃眉下眼睛又大又圓,清亮亮的,雙眼皮彷彿刀刻一般清晰,無論看誰,都用內科醫生多年練就的望診目光,犀利地、倦怠地、似看非看地掃過去,一切試圖靠近的人,訕訕地、惶惑地,停了下來,停在45厘米線外,也就是美國心理學家愛德華·霍爾界定的人與人之間的親密距離的外面。

這股清冷氣息,來自童年。他是孤兒,跟着鄉親去逃荒,認了幾個討飯的乾娘,僥倖活到解放,12歲,成了新中國孤兒院第一批房客,每年發三套衣服,分別應付冬、夏和春秋。學費全免,直到高中,寒暑假,同學們回家,他回孤兒院。

考上了醫學院,圖的仍舊是學費全免,還有生活補貼。否則,他哪來的錢交學費?寒暑假,同學們回家,孤兒院不能回了,一個人住空蕩蕩的集體宿舍。

我媽媽性格火熱而暴烈。可是,這一團火,始終沒有融化他心裏的堅冰。而他不幸的童年,自身的匱乏,使得他能夠給出的愛,極其有限。直到兩個人雙雙退休,各自的稜角,終於被時光磨得柔軟,開始建立溫暖而親密的聯結,連相貌都開始接近,外出旅遊,經常被誤認為是同胞兄妹。

我們姐弟三人,終於鬆了口氣。

他的一生,救人無數。即使退休了,他仍舊是忙碌的。被醫院返聘,隔日坐診。他的醫術,在當地小有名氣,許多病人排隊守候他的專家門診。

曾經有個小伙子,腦動脈瘤破裂,深度昏迷,極其兇險。沒有互聯網查資料,打個電話都難,藥房里只有那些藥品。同事們都知難而退了,家屬也表示要放棄,他偏不!在病人旁邊搭個鋪,吃飯都讓我媽送進來,整整10天,除了上廁所和查資料,他沒出病房門,睡覺的時候聽診器都掛在脖子上,一夜要醒好幾回,湊到病人臉上查看。眼見得瘦了一圈,眼珠子通紅,眼袋烏黑,頭髮如亂草,蓬起老高。

終於,他又一次贏得了這場孤獨的戰役,病人醒了!他搖搖晃晃回到家,往床上一倒,像死了一樣睡了一天一夜,把我媽嚇得幾次摸他鼻息和脈搏。半年後,小伙子上班了。要知道,那是在80年代的18線小縣城啊!這個病,即使放到現在,死亡率也是極高的。

他治療過的病人,極其信賴他。每年他和我媽來看我,在我家住個十天半個月,病人的電話總是追過來,問他啥時候回去上班。每當此時,他低着頭,抿着嘴兒偷笑,像個戀愛中矯情的姑娘,半得意半撒嬌:“真是的!不讓我休息!”

兩年前我因為腰椎間盤突出症,準備手術。他急得從安徽趕到蘇州,推門進來,把包往地上一扔:“片子呢?”

媽媽找到老花鏡遞過去,他不耐煩的推開:“不用!對着光就行了!”

老花眼眯縫成一條線,站在窗邊,他舉着核磁共振的膠片,上下左右的移動。好一會,手沉沉的落到膝蓋上,幾乎純白的頭顱,低低地垂到黑色老頭衫的胸口,彷彿黑土地上開出一朵白色繡球花。

一聲長嘆,半天才頹然的抬起頭說:“丫頭,沒想到你病得這麼重。爸爸錯了,爸爸老了,思想太保守。當了一輩子內科醫生,一直認為所有的外科手術都是開放性治療,傷害與風險並存,一直主張能夠保守治療的,盡量保守……爸爸實在不想讓你開刀,太受罪……醫生不治自家之病……”他語無倫次,愧疚到不敢看我的眼睛。

他一輩子以醫術自傲,沒想到,在女兒身上,他認輸了。也許,輸的不是醫術,而是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一顆慈父心,讓他瞻前顧后、猶豫不決?我想安慰他,可是太過親熱的話,已經習慣性說不出口。

萬幸我的手術成功,他查看了我所有的病歷和處方,鄭重的告訴我:“我放心了。蘇州醫學發達,你能夠得到很好的治療。我和你媽,身體都好,你弟弟和弟媳婦都孝順,你不必挂念我們。我們不給你添麻煩,而你,我們也不可能照顧很多。離得遠,沒辦法,大家各安其命,各自珍重吧。”

如果是小時候,苦惱於他的冷峻的我,聽到這樣的話,會難過。可是,像他一樣倔強的經歷過世事滄桑,經歷過一場場孤獨的戰役,稜角漸平的現在的我,終於能夠理解並且深深的認同他的這些話。

每個人都背負着沉重的過往,都有自己特殊的宿命,無人能夠替代,哪怕是至親骨肉。無論親疏,所有的身邊人,最終,都要在彼此的視線里,漸行漸遠。

就像龍應台在《目送》說的: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着,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着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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