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能否深入企及一個人的靈魂?

這世上的一切只要達到人類所能達到的巔峰,就是藝術性的。舞蹈所以為藝術,乃是對肢體運用的極致;音樂所以為藝術,乃是對音符、樂器運用之極致;文學所以為藝術,乃是對語言、文字運用之極致。

當我們運用文字去表達一件事或者一種生活的時候,增一字則為多,減一字則為少,不能增減,那麼文字的藝術性就達到了一定高度。

文字的歷史所創造出的偉績,亘古如常。武器的征服史、英雄的戰爭史、民族的屈辱史,它們的發生時常隨着歷史遺迹的消失而消失,而文字卻可以永遠地保存它們。

我們無法看到秦軍的金戈鐵馬,而卻能通過史家的問題來領略。對於個人也是這樣。我們一定能從一個人的文字來領略這個人的歷史和性格。

也許有人會舉出一些反例,歷史上一些文章極好的人,做人卻有很大的瑕疵。堅硬的文字,恰可能是因為作者羞於示弱,如麥卡勒斯。托爾斯泰晚年的文字,幾乎通篇都是道德說教、宗教救贖,但他對家人卻非常冷淡,人情味稀薄,用他老婆的話說就是“家裡的孩子病了,他都不肯抱一下,然後就穿個袍子跑出去,在鐵道旁轉來轉去,尋找做善事的機會”。

其實,何止文字會有這種反例?什麼事業沒有這些反例呢?

文如其人。符合這一點,首先應符合一個前提。那便是這個作者對自己的絕對誠實,對自己作品的恰當要求。文字到底是用來描述自己想要的理想,還是直接揭示現實中實際發生的內心?


談到這一點不可不談到,近日尤其令兩岸遺憾的美女作家林奕含的自殺了。她的一個終極的疑惑是,藝術是否包含巧言令色?以及藝術是否就是某種程度上的巧言令色?一個滿嘴李杜的人怎麼會做出如此齷齪的禽獸之行?

文字能觸及人的靈魂嗎?假如可以,為什麼還有“李國華”這種人?如若不能,那麼文學家的終生之勤,又是為了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無法給出一個完美的答案。

至於為什麼我來做一個思想實驗:

假如我們可以準確地把人分為善人惡人,沒有爭議,完全客觀。那麼我們把隨機得到的100個人,由其中選出善良的30個人,讓這三十個人組成一個新的組織或群體。讓這三十個人生活在一起,比如一個鄉村。那麼這三十個人組成的組織,是否在多年以後,依舊保持全善?

我的答案是不可能。無論我們怎樣從善良的人類中選擇一部分最善良的人,去組成一個組織、一個集體,讓它隔絕於惡,最後原本全善的組織,一定會娩出所謂的惡。

為什麼?因為絕對的善惡是不存在的。善和惡相對的。所以選出的30個善良的人,永不是全善的30個人。而至多是100個人中善大於惡的人罷了。當這三十個所謂的善人,組成一個新的整體,並開始運行時,善惡的標準也隨之而變化,30個人中,總有人的善更大些,惡更多些。而那善更多的人,繼續為善人;那惡稍稍多的人,就成了“惡人”。一旦這個不絕對的“惡人”,承受了惡人之名,他的惡就可能會發展。知道他最後淪為整個集體中的那個更加絕對的“惡人”。我稱之為善的揚起與惡的滑落。

在讀李杜、頌聖賢的知識分子之中,本來作為高素質群體,如今卻發生了所謂惡的滑落。他將原來不那麼惡的人,推成惡人。這種人越是惡,善人亦越是同時被揚起,而化身為正義。

任何一個群體,總有善惡。在一群惡賊中間,總有少數良心發現的人。世界是一個整體,整體中有善有惡,我無法解釋清楚,惡不可以被根絕,我就是知道。

善惡即相伴而生的。文字能否企及一個人的靈魂?不全能,也不全不能。文學作為語言和文字的極致,它的积極效用是不絕對的。即便在那些真正愛文字、文學的人中間,依然發生了惡的滑落。

因此,惡是必然存在的,善也是。無論在哪種群體之中。


文字能否企及人的靈魂?能,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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